研究阶段
自1921年安特生对仰韶文化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和研究开始，到2000年，经过80年仰韶文化考古研究，安特生（瑞典人）、李济、梁思永、尹达（又名刘耀）、夏鼐、苏秉琦、安志敏、石兴邦、余柱臣、吴汝祚、杨建芳、赵学谦、张彦煌、谢端据、任式楠、邵望平、吴耀利、王仁湘、朱乃诚、陈星灿、赵春青、张忠培、李仰松、严文明、赵辉、宋兆麟、许顺湛、安金槐、李友谋、李绍连、杨肇清、丁清贤、李昌韬、郭引强、张松林、巩启明、魏京武、杨亚长、王志俊、张学正、张朋川、朗树德、唐云明、田广金、田建文、田昌五、张之恒、曾骥、张光直（美国人）等几代学者的努力，已调查发现遗址5000多处，试掘或发掘过的遗址200多处，揭露面积19.4万平方米。积累了大量科学资料，已发表或出版调查发掘简报、报告200多篇，各类研究文章500多篇。其成绩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研究中，尤为突出。
从1921年起，共80年仰韶文化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：
1921~1931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调查发现阶段。这一时期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时期。作为仰韶文化开始发现和初步研究时期，中外学者在田野调查和发掘中，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，为后来研究奠定了基础，但也出现了一些弯路和失误。在工作中人力和经费有国外的成分参与。安特生对仰韶文化性质的判定，即对中国石器时代的确立，其研究否定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，这是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大贡献。但安特生受时代局限，提出了仰韶彩陶西来说的假说，从而得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结论。
1931~1937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。形成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在黄河流域东西部二元对立学说，梁思永的论文《小屯龙山与仰韶》成为这一学说的代表作，这个完整的学说体系被中国学术界广泛接受，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豫西庙底沟遗址发掘后，认识到其错误，才逐渐被人们所摒弃。
1937~1949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缓慢进展阶段。1937年，爆发日本侵华战争，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考古机构南迁，考古发掘活动衰落。1945年后的国内战争，也对考古研究带来了影响，田野考古基本停顿。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主要集中在陕甘青地区。 [17]
1949~1971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。
1971~2000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阶段。这一阶段内全国普查出仰韶文化遗址5013处，发掘遗址144处，遗址有姜寨遗址、史家遗址、大河村遗址、下王岗遗址、大地湾遗址、西山遗址、八里岗遗址、零口遗址等。仰韶文化作为发现遗址多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，出土了丰富的发掘资料，为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。仰韶文化的研究，不论是综合研究，还是专题研究，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。 [19]
遗址发掘
仰韶村遗址被发现后，先后经过1921年、1951年、1980年共三次发掘，其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等，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。在发掘之后，依据考古惯例，该文化被命名为“仰韶文化”。1957年1月，仰韶村文化遗址被公布为渑池县文物古迹保护单位。1961年3月4日，国务院公布仰韶村文化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仰韶村遗址成为中外史学界、考古界向往的“文化圣地”。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作为20世纪中国考古100件大事之一，列入河南十大考古发现之中。
仰韶村遗址，从1921年发现后，先后共进行了三次发掘。
1921年10月27日开始发掘，12月1日结束，历时36天。发掘由安特生和地质学者袁复礼主持，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、陈德广、白万玉、姚某、张某（后二人佚名）5人参与，加拿大骨骼研究专家步达生（D·black）博士和奥地利生物学名誉技师师丹斯基（O·Zdansky）博士也参与了后期工作。发掘者在暴露灰层及遗物较多的东西沟和路沟断崖处开发掘点，沿着这些冲沟发掘了17个地点。由于当时已是冬季，为赶时间，在工地上搭了帆布篷，点着汽灯、马灯，夜以继日工作。遗址的发掘收获相当丰富，发现大量的文化堆灰层和袋形灰坑，获得了一批磨制石器、骨器、蚌器和大量陶器。这些器物分装为11箱，用火车运送到北京。以后，又经中国政府同意，将部分器物运到瑞典，建立了远东古物博物馆。刚从美国归来的学者袁复礼在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，不仅对遗址进行全面测量（按照1：2000和5厘米等高线绘制了仰韶村遗址地形图和仰韶村南部等高线图——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等高线图），还负担和当局的交涉工作。发掘仰韶村遗址的同时，安特生等还在仰韶村西边的不召寨村进行了小规模试掘，并发掘了杨河村、西庄村等史前遗址。
安特生回到北京后，开始了系统的研究。从仰韶村探沟的剖面上，发现是远古人类居住过的遗迹。又结合运回的各类器物，初步认为仰韶村遗址是一个远古文化，即仰韶文化的连续堆积。按照当时国际上考古学惯例，将其命名为“仰韶文化”。
安特生在在仰韶村发掘中，贡献非常之大。使用手铲、毛刷、铁钩、皮尺、卷尺等由美国带来的发掘工具，在当时先进的考古工具，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发掘仍主要使用的传统工具。采用的开挖探沟了解地层的方法，至今仍在沿用。仰韶村成为中国境内发现的一个史前聚落遗址。发掘中，其按水平层位记录遗址的方法，打乱了自然堆积所形成的层位，忽略了文化层中遗迹、遗物复杂的叠压和打破关系，因此安特生得出了错误的结论：将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（当时尚未证明是一种考古文化）混为一谈；关注了仰韶文化的彩陶，将其与中亚的安诺彩陶简单比较（注意其纹饰差别），认为前者源于后者，从而得出“中国文化西来说”。安特生的这两个错误结论，尤其是后者，长期以来在考古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。
安特生对仰韶村遗址的调查发掘及其研究资料，经过系统整理，撰写了《中华远古之文化》（载《地质汇报》第五号第一册，1923年），成为关于仰韶村遗址的报道，是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发掘简报，后由袁复礼译成中文。安特生后来又在《河南史前史研究》（瑞典远东博物馆馆刊第9期，1943年）中，对发掘工作有一些补充说明。
1951年6月28日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调查团夏鼐、安志敏等4名专家学者到渑池县对仰韶村遗址进行发掘。发掘从7月2日开始，开挖了一条探沟（20×2米）和一个灰坑，切到了安特生当年所发掘的旧探沟，发现有排型稠密的墓葬9座，出土仰韶红底黑彩和深红彩的罐、碗，小口尖底红陶瓶，灰褐夹沙陶鼎等。同时，在遗址内还发现了龙山式的磨光黑陶、压印方格纹灰陶、篮纹陶、灰绳纹鬲、带流陶杯等，文物资料丰富。从地层关系来看，墓葬是在遗址废弃后才埋进去的，无随葬品。地层中所含陶片有明显冲刷痕迹。同时，又在断崖发掘了10个灰坑，坑壁用草泥土涂抹平整，其中的陶片具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的因素。在二次发掘中，还对仰韶村附近的下召寨、下城头和羊河村等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。 [23]
发掘后，提出了遗址存在着“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”的看法。后来研究表明，这个提法也是不正确的，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不同的文化类型，两者是上下承接关系，但不存在两种文化的混合类型。
第三次发掘：
1980年10~11月和1981年3~4月，为探寻仰韶人的居住和生活状况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先后派赵会军、丁清贤等带队，分成两批，先后有4名考古工作者参加，在渑池文化馆的配合下，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。
发掘是在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台地展开的，其主体工程在路东的建房区。共开挖探方4个、探沟4条，发掘面积共200余平方米。发现房基4处，窖穴41个，出土陶器、石器、骨器、蚌器613件。
第三次发掘，基本弄清了仰韶村文化遗址属于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，发现了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。根据文化堆积层和出土器物等的特征，发掘者将仰韶村遗址分为八层、四期：一期文化陶器以红陶为主，灰陶较少，陶器纹饰主要是线纹、弦纹和划纹，种类有小口扁底釜、盆形灶、大口罐、深腹罐、折腹碗、平底敞口碗、敛口钵、器盖等，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；二期文化遗存不多，多碎片，红陶数量减少，灰陶增多，彩绘颜色黑彩少、红彩多，花纹较简单，主要器物有圈足鬲、彩陶罐、小口尖底瓶和碗钵等，新出现了陶鼎、陶豆，属于豫西、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仰韶文化的晚期遗存，属西王村类型；第三期文化，陶器灰陶增多，红陶少，器物类型大致同二期，主要纹饰为横篮纹、堆纹，出现了方格纹，属于龙山文化的庙底沟二期类型；第四期文化，陶器以砂质灰陶居多，灰陶和黑陶次之，造型规整，陶胎薄，火候高，轮制器物多，纹饰以绳纹为主，陶器中新出现了鬲、深腹镂空盆等新的器形，属于龙山文化的三里桥类型。
仰韶村遗址经过三次发掘，获得资料的证明：遗址包涵了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，它们的关系是承上启下，相互衔接的。至此，仰韶村遗址内涵得到了准确结论。
仰韶村遗址和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：仰韶村遗址虽然是仰韶文化的发现地，但由于仰韶村遗址是不同地层相互叠加，一度引起了仰韶文化概念的混淆；三次发掘后，其内涵基本清楚，但碳14鉴定尚待进行；仰韶村遗址是文化地，但其本身却不被认为仰韶文化的典型，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。
2014年7月，许昌市文物局组织省、市勘探队，在配合华豫樽置业广场项目进行考古勘探中，发现一处面积48227平方米，文化层厚约3米的仰韶文化遗址。
新发现遗址处于许昌市东城区，天宝路与魏武路交叉口附近。经初步勘探，具体位置在华豫樽置业广场项目西半部（规划的西大门）、十里庙小区南部及小区以南地块，紧靠一古河道的河湾分布。距地表深约1～3米，自北至南逐渐加深，掩藏于冲积土层之下。
从勘探出的加沙陶片、绳纹红陶片等器物标本及土层包含物分析，该遗址应为距今7000～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，且仰韶文化以后的堆积层明显。
豫公网安备41122102000165 号
